《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

为《老子》首章这句话找出第三种合理的解释，或进一步调和上述两种系统，使之各自成立。笔者想说的是，或许这种矛盾的产生，更符合历史的必然，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名可名，非常名”出现的合理性何在，这两种解释系统出现的合理性何在？这里先提出结论，“名可名，非常名”的出现，很可能和“名”的政治思想在某一时段（尤其是战国中晩期）极为盛行有关，这种观念虽然认可“道”不可言、不可名，但重点不在于此，而是在道物二分思想背景下，阐述如何借助“道”之名，如何使圣人站在“无名”、“无形”的立场上，去把握有名有形、可分可定的世界。既然“名”是构成形下世界的主要因素，既然“名”是可以“命”的，由谁去“命”，如何去“命”，让“物”之“名”如何自发地发挥规范约束的作用，就是政治的首要课题之一。因此，基于这种政治思维背景下的“道”“名”关系，“名”就决非可有可无，圣人不仅要把握“道”，也需要把握“名”。而不是仅仅用“不可道”、“不可名”打发了事。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有以下这样一段话：

道亦其字也，请问其名。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

这是说圣人要使用给予“道”的假托之名，这实际上还是在强调“道”本无名[10]，然而，《太一生水》的目的不在于论述“道”本无名，而在于“以道从事”，而且其结果是“事成而身长”、“功成而身不伤”。可见这个“道”之名具有重大的政治效果。

上博楚简《恒先》的上篇是一部宇宙生成论，这里面有两个生成系列，第一个是由“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显示出来的“或→气→有→始→往”的系列，笔者以为，这里重点展示的是从无到有、从形上到形下的过程，这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整体的、抽象的生成系列，所以，其论述以“气”为重点，没有具体到人的社会。第二个是由“有出于或，生出于有，音（意）出于生，言出于音（意），名出于言，事出于名”显示出来的“或→有→生→意→言→名→事”之系列，这个序列具体到人的社会，故不再讲“气”、“有”等抽象原理，而从“或”开始，可能是为了强调，虽然从“不确定”出发，但导出的却是具有确定性的人文建构，如《庄子·齐物论》所言，讲的是“是非之彰”的显发过程。我们注意到，这个系列中“名”和“事”（即人事、政事）是紧密相关的，而这种相关，也见于《鹖冠子》、《管子》等文献中。（参见曹峰，2010年8月）。

战国时人对“名”的问题有过大量讨论，几乎每家每派都谈论这个问题。其中“道”和“名”的关系，黄老道家讲得最多，黄老道家既重视无名的“道”，也重视“名”在形下世界的构建中所起作用。例如《经法•道法》中有这样一段话：

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殹，无执殹、无处也、无为殹、无私殹。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经法•道法》）

这段话意为：“见知”（即认识把握世界）之道，在于采取虚无有的态度，如果采取虚无有的态度，那就知道，即便再小的事物，也必有它的“形名”。事物的“形名”确立了，则“黑白之分”即事物的特征、位置和是非标准也建立起来了。执道者在把握天下之事时，只要采取“无执”、“无处”、“无为”、“无私”的态度即可。到了天下有事的时候，这些“刑名”（作为确定的秩序、规范）、“声号”（作为政策、法令）就会自发地发挥作用。只要“刑名”（既定的位置、秩序）和“声号”（政策、法令）系统建立起来了，那就没有谁能逃得过它的控制和管理。这里的“刑名”是一个词组，不必将它当作“名”、“形”相对的概念来看待，“刑”也罢“名”也罢，其实都是与秩序、标准相符合的姿态。[11]“刑名”立的结果是“黑白分”，即天下万物之位置和姿态确定之后，是非也分明了。是非标准确定之后，“声号”即政策、法令系统才得以确立，从而使任何对象都无法逃离政治掌控之外。几乎相同的表述还见于《经法》的《论约》篇和《名理》篇。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亓（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筴。〔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谓）有道。（《经法•论约》）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见正道循理，能与曲直，能与冬（终）始。故能循名廏理。刑（形）名出声，声实调合，祸〈福〉（灾）废立，如景（影）之隋（随）刑（形），如向（响）之隋（随）声，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经法•名理》）

一旦“名”（有时称为“形名”）的系统得以确立，并能保持在“正名”之状态，“执道者”就可以依赖“名”（“形名”）系统自发地发挥作用，从而达到“无为”的境界。

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经法•道法》）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经法•道法》）

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经法•论》）

欲知得失请（情）〔伪〕，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十六经》）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里的“名自命也”，它和前后文“物自正也”、“事自定也”一样，指的是形而下的世界中，“物”、“名”、“事”都具有自发自为、自我确定、自我监督、自我成就的效果，而最好的统治者正是充分利用这一点，以实现“天下无事”，“无为而治”的。如果将“名自命也”和北大汉简“名可命”相对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这里的“命”的意思较之“言说”，更强调的是“命名”，“名可命，非恒名也”意为形下世界中的“物”可以被命名，或者说可以让“名”自发地发挥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的作用。而处于形上世界之“恒名”立场者则是不可以被命名、不可被制约的。

类似于“名正”、“名倚”以及“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的说法也见于其它文献，但这类文献几乎都与道家思想有一定关系。如《管子•白心》，《韩非子》的《主道》、《扬权》篇，这些文献与道家思想的密切关系是公认的。这些文献在论述的侧重点上虽与《黄帝四经》有所不同，但在以“道”为出发点，以“名”为君主的首要政治目标之思想构造完全相同。试看以下这些引文：

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12]。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韩非子•主道》）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13]

圣人通过“无形”、“无名”把握“有形”、“有名”，这种思想可能出于《老子》，它既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之生成论相关，也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六十四章）的思想相关。这类思想被战国中后期结合道名法三者为一体的思想家们充分运用到政治领域。唯有圣人能由“道”至“名”，并建立政治秩序，它保证了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更具体说是唯有圣人能从“无形”、“无名”中看到即将形成的“形名”，这样“执道者”就控制了发源于“道”的最为根本的政治资源，从而使其立于无人能挑战的绝对地位。

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广义上讲就是一部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种重视，甚至一度到了“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苟能正名，天成地平”（《尸子•分》），“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三

因此，笔者推测“名可名，非常名”的产生，是否存在着以下的可能性。

第一，原来只是为了修辞上的需要，造出了和“道可道，非常道”相并列的句子，其意终究还是在强调&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