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

综观以上研究，学界在太史儋非老聃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竹简《老子》为老聃所作，老子生活的时代也基本推定为春秋末年，《老子》一书的形成时期也大致可以上推到战国早期甚至春秋末期。这应该是近三十年《老子》文体考辩与老子身世考证上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但我们也应看到，文体考辩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很难确证体现为不同文体的具体文本的先后必然性，因为后来者往往可以模仿文体而写作，且在文体转型时期，多种文体同时存在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关于老聃的具体身世、老聃、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等问题则仍然争议不断，短时间内估计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老子故里的考证上，河南籍学者与安徽籍学者之间争论较大，尽管双方的论争都佐以史料和现实考古材料，但难免掺杂一些主观情感因素。

三、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反思

韩国良先生在文中多次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冲击，使得学者们“不再重视文字训诂，而且在义理探索上也往往是削足适履，机械地与西方哲学相附会”。其实这种批判放在一二十年前应该很有意义，但用来批判今日中国哲学的研究风格，笔者以为并不准确。一方面，这种批判忽视了今日治中国哲学者已经在方法论上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那种简单地比附西学的老子研究已经不再是学界的主流；另一方面，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的研究都难以彻底摆脱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以及方法。

在老子研究方法上，近三十年来，学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反思。首先，以任继愈、张智彦等为代表的第一个阶段的反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学界仍然在持续争论老子哲学的性质问题，但已经出现了方法论上的反思。任继愈先生对自己过去的老子研究进行了反思，尤其指出以往研究在方法上的失误[34]，张智彦随后亦明确指出，“如果把老子的‘道’说成是‘绝对精神’或‘物质一般’等类似近代哲学的概念，似乎还是不恰当的”，应该“从老子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把握它的基本面貌”[35]。至此，那种阶级分析和“两军对战”的公式化方法被打破[36]。这是学界自觉反思借用西方哲学概念解读老子的合法性问题。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进一步掀起了西学研究，以新的西方哲学概念、研究方法来解释中国哲学仍然是一种潮流。

其次，以袁保新等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的反思。九十年代初，袁保新的《老子哲学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从方法论上对以往的《老子》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袁氏借助对“当代各家老学诠释意见的讨论”，实际上是“触及如何定位中国哲学理解形态的方法论问题”[37]。就老子之“道”的诠释而言，袁保新系统地分析了冯友兰、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等人对“道”的诠释，大致归纳为“客观实有”的诠释形态和“主观境界”的诠释形态。袁氏批评了客观实有诠释系统的困难，也指出主观境界形态的诠释将“道”的涵义完全收摄在“虚一而静”的主观心境中，往往令人误解老子乃一封闭的“主观主义者”[38]。但袁氏无疑还是比较倾向于“主观境界”，并认为是当代老学中最能保存老子思想特性、及豁显其现代意义的理解系统。袁氏此书在台湾出版，在大陆影响相对较小。而大陆学者在九十年代也有深层反省，如张智彦在《老子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表现了持续的反思，而张松在《论道的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也反思了老子研究方法，他们都批评以往的老子思想研究将整体的老子思想机械地肢解为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典型的西方式知性区域[39]。应该说，九十年代的这些反思都颇为深入，但同时兴起的道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热潮，多少冲淡了这种反思性，将老子与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的一些哲学家进行比较成为热点，西学再次成为老子研究的重要范式。

最后，以刘笑敢等为代表的第三个阶段的反思。近十多年来，在汤一介、成中英、黄俊杰等人倡导建立中国诠释学的背景下，很多学者更加自觉地反思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对诠释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刘笑敢先生专门探讨了老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40]。在《老子之道：关于世界之统一性的解释》一文中，他一方面肯定了袁保新反思老子研究方法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袁氏自身面临的困境，即“不能跳出一般人常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维框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对老子之道作逻辑分类式的定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似乎清晰明确的现代哲学概念都无法涵盖或描述这样一个混沦无涯、既超越又内在的古老观念”。因此他主张“我们只能尝试从功能的角度为‘道’下一笼统的描述性定义”[41]。他最终选择用“根源、根据、统一性”这样的概念来解读老子之道，而不用宇宙论、本体论这些惯用的哲学概念，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读者透过西方哲学概念了解道所可能造成的误会，避免把道看做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式的概念。近年来，台湾学者赖贤宗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哲学诠释学著作，其中专门探讨了道家诠释学问题。他批判了袁保新将老子哲学区分为“客观实有”和“主观境界”的诠释形态过于简单，而主张“客观的境”、“主观的意”、“合主客的界”三个向度，或从本体诠释学角度划分为作用层次的横摄的“意境”和体性层次的纵贯的“境界”[42]。这些都反映了学界对老子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与前两个阶段的反思不同，最近十年来的老子研究已经开始触及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方法论上的自觉成为研究的重要基点。

总而言之，近三十年来，学界对老子研究所进行的方法论反思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哲学学科正是借助于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框架建构起来的。很显然，尽管近年来学界在不断努力探寻中国哲学诠释学，希望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诠释学方法与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还很难说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其实“中国哲学在取得其现代意义与表达形式的过程中，无法不使用西方哲学的语言”[43]，我们不可避免地仍然要借用很多西方哲学的概念。在老子研究上，我们仍然借用了“宇宙生成论”、“本体论”这样的概念，这一点就连批判老子研究“并没有走出西方哲学的套路”的韩先生也不例外。其实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方法未尝不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自觉，尤其是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辨析甚至赋予新的内涵，这样才不至于造成种种误解与割裂。当然，韩先生确实对“本体论”进行了辨析，明确指出“老子哲学既属生成论，又是本体论，是以生成论为基础的特殊本体论，也即‘本末论’”。但他接着认为“王弼曾以‘崇本息末’、‘统本举末’来概括老子的思想，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实际的”。其实这种理解很有问题。这种“本末论”是否就是老子思想的真实面相呢？究竟什么是老子思想的实际状况？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正如韩先生所言，“王弼的‘贵无’理论也是在对老子之学的发挥阐释中建构起来的”。既然王弼的玄学思想是对老子之学的发挥和阐释，那么我们就很难说王弼的概括是老子的实际思想状况，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特征，即“以经典注释为主”，“却没有受到原有经典的束缚，反而是以注经、说经的方式提出了很多新的哲学概念和命题”[44]。韩先生努力将老子哲学定位为“以无为本的一元论”，显然致力于塑造老子哲学与王弼哲学的一致性。实际上，王弼的诠释与老子哲学仍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时还必须保持两种自觉，一是对该概念适用性的自觉，二是对中国哲学经典诠释特点的自觉。

对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进行的哲学诠释活动无论如何都注定是一种“创新性活动”，只要诠释者介入了文本的解读，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创造的冲动”。只是这种“冲动”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当然，笔者这种说法绝非意味着毫无根据地胡乱言说，因为“在诠释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经典自身的一致性与整体性”[45]。笔者坚信，只有更多的学者自觉加入到研究方法的探讨中，一定可以探寻出真正符合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方法，使《老子》这样的中国古代哲学原典焕发出新意。 

注释： 

[①] 韩国良：《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孔子研究》2010年第4期，以下所引均出此文，不复出注。

[②] 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8-202页。

[③] 李若晖：《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89页。李氏全面地总结了学术界对老子文本结构的研究，分析其中的不足，而提出“四期说”。在此之后，又有不少专著探讨了老子文本结构问题，如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宁镇疆：《〈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刘晗：《〈老子〉文本与道儒关系演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 刘笑敢：《老子古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⑤] 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⑥]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⑦] 许抗生、古棣曾对此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参见许抗生：《再解〈老子〉第一章》，《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陈鼓应主编，三联书店，1999年。古棣、周英：《老子校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近几年研究成果有伍晓明：《有（与）存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193页；李若晖：《道之隐显：〈老子〉第一章阐微》（上），《哲学门》，总第二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235—270页；（下），《哲学门》，总第二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79—192页；廖名春：《〈老子〉首章新释》，《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

[⑧]“有”下是否脱落了重文号，学界仍然有争论。诸家争议详见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247页。

[⑨] 高亨撰，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369页。

[⑩]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9页。

[11] 丁四新将《老子》中关于有无问题的看法区分为为三个方面，笔者大体赞同。参见《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第248页。

[12] 马建忠：《马氏文通校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