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解老

①把“道可道,非常道”作为一个整体，而判定“道不可言说。”
如战国庄子、韩非子,唐代成玄英,北宋王安石、陈景元、宋徽宗，南宋林希逸.明代释德清,清代魏源,近代梁启超,冯友兰,当代钱钟书,张松如, 任继愈,陈鼓应、冯达甫、卢育三、古棣等。

②认为“道可道”就是“道可以言说”
如唐代唐玄宗、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

③对“可道”之“道”的解释,含糊其辞,只强调常道不可言说。
如汉代的河上公,西汉严遵,曹魏王弼,北宋吕惠卿、苏辙,两宋之际的程俱.明代王一清等。从实质上来说，这类学者的观点，不是可归之于①，就是可归之于②。两者必居其一。

④把“可道”释之为“可以认识”，实际与“道可以言说”，与②本质是一回事。
如近代严敏、孙以楷等。

⑤认为“道可道”应释之为“道可以践行”（或“可依道奉行”）。
如南宋李嘉谋、谢图南,元代吴澄,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薛蕙、清顺治皇帝，近代沈善增、兰喜并、赵又春等。

(二)从《老子》全篇旨意来看，“可道”之“道”在语法上，只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但不能解释为说明、表达、说出之义,而应解释成“循道而为”（或“依道而应用”，或“依道奉行”）,理由有四：

①,从《老子》的全篇来看,第四章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十四章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十五章和六十五章有“古之善为道者,……”、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者,……”、四十一章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六十章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七十七章有“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等,都是强调认识道的目的在于应用。这是老子论道的目的，只有把其解释为“循道而为” （或“依道而应用”，或“依道奉行”），才与《老子》全篇的目的一致。

②, 《老子》之中的其他地方，没有以“道”为言的例子，但有把“道”活用为动词的例子，如：
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其中的“惟道是从。”与“惟命是从”结构完全相同，而成语“惟命是从”来源于《左传·昭公十二年》“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従，岂其爱鼎？”，可见“惟道是从”的“道”，是名词“道”活用为动词；
⑵“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分别在三十章和五十五章两见，其中的“是谓不道”，既可视之为简单句，也可以视之为复合句：①若视之为简单句，则其中的“道”为名词，在此情况下，“是谓不道”的释义为“这叫做不合乎道”。但这种解释,使得整句逻辑不通（因为“物壮则老”是客观规律，合乎道的）；②若视之为复合句（“是谓……”为主句,“不道”为子句），则子句中的“道”为名词活用为动词。于是“是谓不道”的释义为“这(指前文所述的做法)就叫做不按道的规则办事”，全句逻辑立马通顺。
可见“可道”之“道”是把名词“道”活用为动词，是老子遣词造句的文章风格；而把“道”作为言（或说）来行文，不是老子的文章风格。

③若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则其释义扰乱了下句“名可名,非常名”的作用。（见〖五、“名可名,非常名”只是对《老子》全书声明性的注解〗）

④十四章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可视之为对“可道”的注解。
(三)为什么说，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大悖老子之旨？

因为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则无论是怎样解释，“道可道,非常道”，都与《老子》全篇的论点矛盾，剖析如下：

①从庄子开始，直到冯友兰、钱钟书,张松如, 任继愈,陈鼓应、冯达甫、古棣等学者，都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的释义为“道不可说”。
如果此释成立，则无异于把“道可道,非常道”修改为“道若可道,非常道”方可，改句求释，当然有悖老子原旨。
另，退而言之，就算此释成立，那老子的全书共五千多字组成的文章（谈的都是道），岂不成为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就是说，《老子》全文都是对“道”的论述，这必然与“道不可说”之论是不相容。

②如若按唐朝的玄宗皇帝、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的观点，释“道可道”为“道可以言说”，则“非常道”不好解释。
有人想出解释的办法，称：可以言说的道是局部，而道之常是整体，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故此释与“道可道,非常道”没有矛盾。这是在为此释打圆场，但这个打圆场的做法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忽略了很多“道”之“常”，也是可说的。例如：“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都是“道”之“常”，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还没有发现这些话有不对的地方，这些“道”之“常”，不都是可说、可讲的吗？怎么能说这些是“非常道”呢？
可见唐朝的玄宗皇帝、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的观点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这一切表明：把“可道”之“道”解释为“言”、“说”、“讲”，都使得《老子》全篇不能自圆。

③只有采纳南宋李嘉谋、谢图南,元代吴澄,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薛蕙、清顺治皇帝，近代沈善增、兰喜并、赵又春等的观点，把“道可道”释之为“道可以践行”（或“可依道奉行”）。才使《老子》全篇在这个问题上，是通顺的。因为依道奉行的内容，只能是人们实施的具体行动，其具体内容的本身，自然是“非常道”了。

(四)沈善增对“道可道”的解释虽然与我相同，但我还是不同意其“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沈善增：《还吾老子》，P65）的论点。因为他的解释是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反而显得没有道理。

沈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郭世铭先生观点的反驳，因为郭先生在《老子究竟说什么》文中称“‘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字是‘说’的意思”，并说释“道”为“说”之义，在先秦时期并不罕见。我虽不同意郭先生的结论，但对其认为释“道”为“说”之义，在先秦时期并不罕见的观点，我必须同意，因为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我发疯，对观点相同者，反说其理由不对；对观点不同者，反说其理由是事实。因为真理不靠表决，也不靠人多势众的声势，只靠实事求是的追求。不可否认，哗众取宠、卖噱头、大肆炒作……等，虽可取得一时的人气，但时间是最好的考验，站不往脚的东西终归站不住脚。所以，不论同意或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朋友，凡是对的，要肯定；凡是不对的，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不实的说法，还得要实事求是地给予纠正。

我们就看看沈先生是如何批评郭先生的论点：（以下用楷体表示沈之原文）
先看《郭说》（袁注：指郭世铭先生《老子究竟说什么》中的言论）一书中所举之例:
一、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 “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夫子自道”，作为成语，今人确实用来指一种自我表白的方式。《辞源》:“本为子贡颂扬孔子的话。后多指说别人的缺点，不自觉地道着自已的痛处。”无论“夫子自道”是褒义还是贬义，对“道”是“言说”，似乎没有疑义。其实，从上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句看，此“道”若为“言说”义，显然不通。对言说，不存在我“无能”、“能”的问题。要孔子觉得“我无能焉”(不管是否谦辞)的“君子”的“道”，应是种难能的行为，译成白话，当作“引导”或“榜样”。而此“道”与“夫子自道”之“道”同义，否则，引不出子贡这句话。所以，“夫子自道”，不是子贡说孔子已经能做到这三点，也不是子贡说孔子借表扬君子而称道自己，而是子贡说孔子以此标准来自我引导(对自己严格要求)。
我们根据沈先生的这段文字，来剖析沈先生的语法逻辑：（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上文中引用《论语·宪问》的一段话中的二个“道”字，分别称之为前“道”和后“道”。）按照沈先生的语法逻辑，《宪问》这段话，前“道”和后“道”只能同义，（否则，引不出子贡这句话。）即如果不都释之为&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