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玄》看量子计算的数制问题
(2012-04-03 05:04:51) 摘要:数制体系是描述计算过程的基础工具,传统的二进制体系在经典计算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面对新型的量子计算,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数制体制,却成为一个疑难问题。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以《太玄》为代表的“三性”思想出发,对量子计算建立数制的两难境遇进行了分析,结果指出,量子计算在本质上与经典计算不同的根本差别是量子纠缠性,其刻画的不仅仅是物质不可分别的波粒二象本性,也同样刻画了逻辑不可描述的真假同显本性。这样一来,要建立量子计算数制描述体系,就必然落入这样一种两难境遇:要么借用经典数制体系来模拟量子计算过程的描述,但不可能真正把握量子纠缠性的本性;要么就根本找不到可以描述这种具有“和合性”特点的数制体系。
一、引言
在计算机的发展史上,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创建的二进制应该说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的。特别是后经英国数学家布尔系统化而形成的布尔代数,业已成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说,对于计算机所宜采用的数制,就必定非二进制不可。实际上即使从电子计算机的数制表示效率上看,理论上更好的方案是三进制而不是二进制。关于这一点,江华、谭新旻在“三进制可行性探讨”一文中有严密的论述(江华、谭新旻,2002:51-53),其证明如下:
设采用x进制,则n位即表示n数的个数为:
z=xn (1) 而n位所需设备状态个数位: N=nx (2) 将(1),(2)整理可得 z=x(N/x)=e(N/x)lnx (3) 将(3)式两边对x取导数得:
z’(x)=(eN/xlnx)(1-lnx)N/x2
当x>e时,y’(x)<0,z函数递减,当x<e时,y’(x)>0,z函数递增,所以当x=e时为极大点。
二、基于二进制经典计算的局限性
莱布尼兹提出二进制的过程中,也受到对中国古代易卦解释的影响。“根据二进制算术,我们只使用两个符号:0和1,去表示其他所有数字。当我将这算术解释给白晋神父时,他在其中认出了伏羲的符号,因为[0与1]数字与它们完全符合:若是我们从断[阴爻]代表0以不断行[阳爻]代表1的话。”(秦家懿,1993:126)
但令人意外的是,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事实无情地宣告这一梦想的破灭。数理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了逻辑计算系统的局限性。而第一个以严密的逻辑论证指出这一点的,正是曾经参与这一“宏伟计划”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
1931年,哥德尔在证明了一阶谓词逻辑的一致完全性之后,旋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数学原理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及有关系统”的论文(Gödel,1931:173-189)。在这篇论文中,哥德尔给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定理,指出了逻辑形式系统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哥德尔的这两个结论都是毁灭性的。实际上是宣告了公理化方法的局限性。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一致性的不可证明性,根本就无法保证整个数学体系中不会出现一个矛盾,而一旦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而且矛盾又是无法消除,那么全部数学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哥德尔定理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排中律的有效性。以前我们坚信一个命题非真即假,但哥德尔定理指出,有些命题既不能被证明,又不能被证伪。也就是说,对任何形式系统都存在着不可判定的命题。
这说明,即使是形式系统,如果其描述能力足够强大,那么也会存在真假迭加性命题,无法满足非真即假的二分法。当然,这也就超越了二进制的表示范围。其实,几乎在算法化计算理论初创的一开始,公理形式系统不可回避的缺陷就波及到了这一年轻的学科之中。1936年图灵发表的论文(Turing,1936:230-265)与1941年丘奇发表的论文(Church,1941),恰恰说明的正是这一点,并被后人总结为图灵-丘奇论题。
如果以图灵机为我们的计算模型,那么图灵-丘奇论题指出的是这种计算模型的可以处理对象的范围,也就是说给出了可计算性的界限。根据图灵-丘奇论题,不能由图灵机完成的计算任务都是不可计算的。只有在所有输入上都终止的图灵机,才与直觉上可计算的算法相对应。尽管图灵-丘奇论题只是一种假设,但由于迄今为止,所有可能的计算模型,如递归函数、半图厄过程、λ演算、波斯特机等,其计算能力均没有超过图灵机,因此这一论题是具有权威性的。
考虑到哥德尔定理与图灵机的描述从本质上采用的都是二进制编码方法,因此,这同时说明了二进制表示的局限性。有趣的是,证明不可计算问题存在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与哥德尔定理的证明如出一辙,利用的都是自指性(互指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自指性(互指性)是一切形式系统的死敌,包括这里的形式计算系统。
从哥德尔定理可以知道,包括二进制体系在内的一切形式系统都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无法描述、处理真假迭加性命题,当然也不可能描述合处理阴阳和合性问题。实际上,正是逻辑计算分析中的二元对立这一出发点才是形式系统局限性的真正渊数,其本质就是忽略了调和二元对立的“三”性,即和合性。
很明显,万物生化根本规律的“和合性”不是靠逻辑分析手段所能把握的,在方法论方面讲,其强调的就是一个“中”字,明代思想家聂豹认为:“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也。”(聂豹,1992:691)。所谓“中”,就是摈弃概念分别的逻辑分析,强调的就是“中庸”、“中观”之“中道”方法论。不这样,就无以把握事物更为基本的“和合性”。比如牛顿时代的“三体性”问题,现代量子物理学中的“量子纠缠性”问题、心智的“意识自明性”、以及非线性科学的周期三之“混沌”等等,揭示的难道不正是万物“三性”这一本性吗?!而这些正是经典逻辑计算的极限所在!
三、《太玄》中的三进制思想及其“三性”的独立性
西汉末年的扬雄,在《太玄》中提出了不同于易经的万物演化的本体论(扬雄,1990)。特别强调阴阳之“和”的独立性与本源性,因此相对而言,从思想上,更加接近当代科学所揭示万物的本真,如量子态的迭加性、悖论的真假同显性、非线性科学揭示的混沌现象等。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文字音训家。在以拟《易》而作的《太玄》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事物表征解释体系。从数制思想的角度看,《太玄》强调事物的发展规则是一分为三的,即云:“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具体地说就是:一玄覆盖三方,聚同九州,枝别二十七部,分正八十一家,宇宙万事万象,无不包络其中。
从表面上看,如果说,易卦体系可以与二进制相对应,那么太玄体系则可以与三进制相对应。但就《太玄》对《周易》符号模式的重新改组方面而言,则突显了它更多层面涵义的优势。主要包括有:1)强调三性体现的“和”,2)强调阴阳相互消长作用, 3)用和“---”补《周易》阳“-”与阴“--”的不足,更能体现“中和”之道(周立升,2001)。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论及万物的产生时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朱谦之,1984:175)为什么除了经由“二”还非要再经由“三”才能生万物呢?西汉严遵在《老子指归》中解释道:“一清一浊,与和具行,天人所指,未有形朕圻谔,根系于一,受命于神者,谓之三。……,三以无,故能生万物。”(严遵,1994:18)并指出“三”即“太和”。北宋的张载甚至将这“太和”看作是万物的终极本体,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张载,2000:85)很显然,“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因此这“三”性,或者称“和合性”才是万物化生的本性。
在东方哲学中,万物化生的系统思想主要是以“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熹,1987:62)为主导的。只是到了汉代扬雄的《太玄》这里(扬雄少时曾从严遵读书,因此受到过《老子指归》中“三生万物”思想的影响),才真正自觉到这“三性”的重要,建筑了系统的万物演化的三性学说。遗憾的是,尽管张载提出过“太和”本体思想(张载,2000),但后来正统的本体万物化生思想依然遵循着《易经》的思想发展,并被周敦颐的《太极图》理论所强化。而扬雄的“三性”学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此之前,虽然也包含了丰富的“三性”哲学思想,如上述老子的语录,却没有系统的“三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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