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与中华精神

老子哲学与中华精神

 （8月下旬到河南鹿邑参加“2012·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论坛”，其主题为“老子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本人为论坛提供论文《老子哲学与中华精神》，会后应组办者之约，将论文简缩成约两千字的短文，此已发表在《光明日报》2012年9月20日第14版。）

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期”的理论之后，又在《大哲学家》一书中首列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并将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的确，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实现“哲学的突破”的两个开创性的伟大哲学家。

孔子所创建的“思想范式”，不同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所创建的“思想范式”，即其不是古希腊哲学那样的思辨理性，亦不是佛教的追求“涅槃”出世和基督教的依靠上帝“救赎”，而是一种以“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为中心的“道德性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范式。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孔子坚持着他自己的使命，要在世间建立一种人道的秩序”，他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现世的可能性之中”，他所追求的是在现世或世间“建立一个新世界”。这种人文主义的、坚持在现世或世间“自强不息”地追求和实现“厚德载物”的道德理想的精神，就是“中国的精神”或“中华精神”。

老子作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他的哲学虽然“原创性”地赋予了“道”“德”以新的意义，主张“自然无为”、“柔弱不争”，提出了与儒家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亦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从世界历史来看，老子的伟大是同中国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这“同一基础”就是老子与孔子都主张在现世实现人生和社会的理想，他们对于现世都“保持着乐观的心境”。“在这一心境之中，人们既不知道佛教轮回给人构成的威胁，因此也没有想要逃出这痛苦车轮的内心的强烈渴望，也没有认识到基督教的十字架，那种对回避不了的原罪的恐惧，对以代表着成为人类的上帝的殉道来救赎的恩典的依赖。”

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我们可以说，仅从中国哲学内部视之，孔、老思想如“肝胆楚越也”；而若从世界历史或世界哲学的宏观眼光观之，则孔、老思想乃“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他们共同开创和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范式和基本倾向。老子的伟大在于原创性地建构了一种“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同中国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普遍架构。

在老子之前，“唯天为大”，此“天”虽然与“地”相对而言，但亦是指最高的神或“上帝”。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天地并不是恒久存在的，而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就是说，在天地产生之先已经有“道”存在了。“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哲学的“道”，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而且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据。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在老子哲学中本体论和宇宙论“是相互结合的”。因为有了这种结合，所以中国哲学的“本根论”避免了“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自然之二分”，亦因此“天道”才能成为“人事”应该如何的根据。

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所讲的“道”与“德”的关系，相当于后来儒家所讲的“理”与“性”的关系。“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而“道”寓于天、地、人、物之中就是“德”。因此，“道之与德无间”，它们的区别只在于“道”是超越的，而“德”则是内在的。这种“道”与“德”的同一关系，在儒家哲学中表述为“天命之谓性”，“性与天道合一”，“性即理也”。因为超越的“天道”或“天理”就在人之中，为人之内在的“性”，所以这可以说是“内在的超越”；因为有了这种“内在的超越”，所以人可以依靠“自力”而不必依靠上帝的“救赎”来实现人生和社会的理想。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建构“性与天道”的形而上学，不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思辨，而是要“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其最终要落实到“尊道而贵德”的价值观，为其“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的价值主张作论证。从消极方面讲，儒家批评“老子有见于屈，无见于伸”，而实际上“老聃贵柔”与儒家所推崇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亦形成互补的关系，这两者正是中国文化的“一阴一阳”、“刚柔相济”。老子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柔韧耐久性，也为其“厚德载物”的精神增强了博大宽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