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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

    导言:中国科学文化近代体制化的轨迹(选摘)

《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刘大椿/吴向红,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

    从“李约瑟难题”谈起
    在近代,中国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甚而至于被逼迫地向西方学习。学些什么?范围极其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包。从宗教到文学,从科技到兴办实业,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吸收,也有拒斥;有拿来主义,也有先入为主;有水乳交融。也有囫囵吞枣。但是,立足今天,溯观来路,不能不承认,在三、四百年前启动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已经造成并且还在继续导致古老中国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社会、思想诸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个巨变呈加速度势态,近百年来尤甚。它构成我们当代继续发展的前提,离开它就谈不上现代化。
    人所共知,中国文明是历史非常悠久、内容极其丰富、一向以自己为中心、排异性相当强的一种范型。既然为此,它为什么在近代非向西方学习不可?学了那么多东西,究竟什么最基本?
     作为人类另一种主要的传统,从古希腊、罗马脱胎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渗透着人文精神的、由各种相关配置支撑着的科学文化。或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是唯科学主义观点,然而,如果不简单地断言科学文化必定排斥一切非科学因素的作用,如果不幼稚地认定科学文化除了科学就别无其他,我们实在看不出这种提法有何不妥。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非向西方学习不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缺乏这种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变的科学文化。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打交道,不得不把自己从世界的中心纳入一个极其广阔的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时,它只能通过学习西方,通过在自己的土地上也生长起科学文化,才有希望使中国文明更新,再度辉煌。回头去看,虽然曲曲折折,但中国近代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一条从西学东渐到走向世界的道路,从文明演化的角度看,它刻画出一条中国科学文化近代体制化的轨迹。
    科学文化在近代西方首先确立,史家称其为近代科学革命。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许多人都有过这种困惑。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系统解答的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JosephNeedham(1900——1993),他以中文名字李约瑟著称于世。当年,诱使这位已经在生物化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毅然改变学术方向、走上专治中国科技史道路的主要契机,就是这个问题。作为他那七卷二十册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贯穿始终之主线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包括李约瑟在内,该问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及其研究集体对此问题的探索虽然导致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问题链,毕竟富有启发性;所占有资料的丰富,更其难能可贵。择其要者,就问题的答案,他们曾提出,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尽管曾一度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但由于其本质上是经验性和思辨性的,所以,后来便成为了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因素.他们也曾提出,中国未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2]他们还曾提出,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阶级的不得志可能与中国社会抑制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3]如此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其他许多学者也为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如封建的自然经济、官办的手工业、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周期性的战乱、崇尚宋明理学、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直觉的思维方式、表意性质的中国文字系统,等等。所有这些解释似乎都很有道理,唯其如此,它们之间究竟谁是根本的,谁是从属的,就变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一团模糊。
    1980年,在纪念李约瑟先生80寿辰时,李约瑟过去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N.Sivin)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席文认为,以往所有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1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推理2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阻碍因素”。打个比方,假定我们辩论的问题是:马车是汽车的必要前提呢,还是一个障碍因素?如果我们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找到了马车或类似的东西,我们便根据推理1,说中国因为缺少这些,所以不可能发明汽车;而如果我们在中国发现了马车,但欧洲没有类似马车的东西,我们又应用推理2,——因为人们满足于拥有马车就想不到去发明汽车了,把它视为一种障碍因素
    席文的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型之间的比较决不可能如此简单,一一对应。对某个事件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把它放在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背景和氛围中去考查。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不仅是一场科学概念的变革,而且伴生有诸多心理的和社会的变革。它第一次将“真”这个价值判断尺度从“善”、“美”、“符合宗教”……等价值判断尺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具有最高意义的尺度;它重新定义了自然哲学,即科学,同其它学术的关系;它在旧的宗教制度外建立了新的知识共同体。
     按席文的研究,在17世纪西方科技通过传教士首次传入中国之际,至少在天文学领域可以说发生了一场概念革命,但它完全称不上是近代科学革命。席文写道:
    “(他们)彻底地重新定义了对天体运动的理解方式。他们改变了关于概念、工具和方法的中心重要性的定义,使得几何学与三角学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算学或代数学方法。象行星运转和它们距地球的距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类问题也开始被他们重视了。中国的天文学者开始相信数学模型不仅能够预言天文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它们。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天文学领域内发生了一场概念的革命。
    “但是,和同期欧洲不同的地方是,这场革命并未产生某种程度的张力。它并未爆发为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的重新定向。它并未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怀疑,包括什么是天文学问题?天文学的预言对我们最终理解自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何重要性?等等。
     “最重要的是,它并未将数量和测量在天文学中的有效性扩展到包含一切世间现象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情况更类似于哥白尼的保守的革命,而不同于伽利略所推动的、对假说的彻底数量化。在某种意义上,伽利略们的突破在中国完全不成其为突破,因为中国从未有某个亚里土多德出来宣称:数学的精确性不适用于世间的日常现象。在中国,数学的应用是毫无障碍的……事实上,中国人接触欧洲科学的最具震动性的长期结果,乃是古典天文学的复活,是遗忘了方法的重新发现,它们和新的观点被结合起来重新学习研究。这可以称之为新古典主义。”[4]
    ……
    在席文看来,所谓“李约瑟难题”也许应该表述成;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的变革未能在社会上激起如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席文认为,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当时从事(类似于西方的)科学研究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在当时科学方面的专门观念是怎样同思想的其余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是谁控制了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等舆论;科学界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怎样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科学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等等。
    从现代学者的观点来看,现代科学至少包含如下三个层次:作为既定知识或作为物化的器物的科学成果(器物层);产生上述成果的一整套科学建制,它牵涉到一些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以及制约科学活动本身、也制约着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干预方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等(思想层)。席文的观点也许可以转述为:器物层次的科学革命以何种具体的方式在另两个层次上展开?
    由此推广到整个近代,那么,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近代中国没有自己产生近代科学,也不在于它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因为中国的文明(包括科学)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独立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受外界有力的影响,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它是没有理由非走向近代西方文明、形成科学文化、建立类似的西方近代科学不可的。但是,东西方的交流改变了这一切。先是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后是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于是不自觉地和自觉地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开始了西方近代文明、首先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有激烈的冲撞,有艰难的移植,也有别具匠心的创造,最后导向中国的近代化以至今天现代化的历程,其中包括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近代体制化。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是,中国是怎样跨进近代科学文化的。换言之,当近代科学文化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结果又如何?

    传教士偕科学文化东来
    ……金尼阁(NicolausTrigault,1577——1628)于万历四十八年(1622年)返华所携带的教皇赠送的7000余部书。这些书,“以学科之门类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10]在当时知识界造成了巨大轰动。
    ……
    在当时传入的西方科技中,最突出的是历算学即天文学和与之相关的几何学,以适应明清之际修历、制历的需要。其次是地理学和测量技术,它们开拓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并导致康熙年间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传教士所介绍的内容还涉及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辑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也杂有零星的西方哲学、音乐、绘画、历史方面的知识。这些西方科技知识的输入,不但促进了朋清之际学风向实学的转变,而且为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运动作了重要准备,不期然成为后者的一次彩排。
    最初接纳西方特别是西方科技,并对中西科学文化加以比较的中国人是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6——1630)等人.他们不仅参与了(与传教士一道)著作的译述工作,自己在科技上也有创造。更有意义的是,他们以比较开阔的胸襟评价中西科学文化的优劣,敏于并敢于拿西方的科学与儒家的“格致”相比,申言前者以“实用”而优于后者的“空疏”。徐光启称颂西方传教士是:“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夸奖“泰西水法”之类“器虽形下,而切世用”(《泰西水法序》)。李之藻也说西方科学“其修实学”,其著作“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特征,徐光启等确已接近了它的核心:重实证、求实用。
    在更深层的思维方法方面,徐光启等也洞察到中西科学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与西方科学相比,徐光启认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科学之所以停滞,原因是其基础缺乏建立在形式逻辑公理系统上的数学。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数学,而是忽视对数学原理的逻辑论证。即如徐光启说:勾股定理“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勾股义绪言》)。中西数学的差异不在“法”(经验数据的运算方法)而在“义”(揭示所以然之故和确然不易之理)。徐光启认为西法之“义”是以《几何原本》的演绎逻辑为基础,《几何原本》“能传其义也”(《题测量法义》)。所以他特别推崇表现了形式逻辑思维方法的《几何原本》,将其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并试图通过推广“由数达理”的方法,使人人掌握金针而“真能自绣鸳鸯”(《几何原本杂议》)。在徐光启帮助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之后,李之藻又帮助傅凡际(FrancisusFurtado,1587——1653)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逻辑的著作《名理探》。书中说“西云斐禄锁费亚(Philosophy),乃穷理诸学之总名”,其中”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所谓名理,即“络日伽”(Logic),出自亚里士多德“引人开通明悟,辨是与非,辟诸迷谬,以归一真”的工作。正是受到西方科学思想的启发,在明清之际,重视形式逻辑、“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具有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意蕴,影响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倾向与重实证一样,是渗透在后来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基本原则。爱因斯坦曾经非常言简意赅地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1]西学东渐,透过传入的学术和器物,西方科学的思想核心已隐约显现出来。可是,历史的发展颇为曲折。徐光启等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他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历书总目表》)。即是说,会通是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基础上的会通,引进西学是前提。但在徐光启之后的清初科学家那里,“会通说”逐渐蜕化为“西学东源说”。经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的提倡,梅珏成(1681一1763)、戴震(1723一1777)发扬光大,一般认为:“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王锡阐《历说》);地圆说:“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者”(梅文鼎《浑盖通宪图说订补》);“天元术”是“借根法”的来源(梅珏成《赤水遗珍》):甚至西方科学所用的名词概念也源自中国,只不过改头换面罢了:“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沟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此后,就泛滥起了“西学东源说”,“会通”变成考证“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阮元《续畴人传序》),“超胜”则变成中国古学的复兴。
    随着“西学东源说”的盛行,西方科技中的近代因素逐渐淹没在传统的故纸堆里。实验方法的实证精神变成了训诂考古,“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演变为经学家兼治天文算学的时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至此已完全蜕化,中国科技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也愈拉愈大了。至此,西学东渐的第一波,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已经跌落到谷底。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开发,等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天朝大门被“船坚炮利”打开之后
    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事起,清朝统治阶层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林则徐(1785——1850)是对外抵抗派的首领,也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成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开风气之先者。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圣武记》)。他的朋友魏源译编的《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1847年又加以增修,汇集了《四洲志》(译自Murry的《地理大全》)及其他译文。该书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张之洞称此书为中国知西政之始。从此掀起了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二波。
    在林则徐以后、甲午战争(1894年)以前的西学领域中,洋务运动是主流。这期间传播西学与明清之际最大的不同,一是社会影响程度上的差别,此时具有切肤之痛,中国被逼着非学西方不可;二是角色上的变换,译介虽然仍借助洋人,但以中国人为主,以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
    ……
    但是,统观此时所译介的科技书籍,多非一流著作,不足以代表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水平。再者,翻译面很窄,尤其谈不上全面反映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状况。甲午一役战败,洋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中国时局危如累卵,一部分朝野有识之士要求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的重点,从器物层转向制度层和学术层。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要救国,只有学外国。不但学外国的科学技术,而且学外国的学术和政治制度;不但向成功建设了现代国家的西方列强学习,而且向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日本人讨教。在戊戌变法前后,非常重视西学的译介工作,在翻译的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
……由于维新派的提倡,西方的学术思想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不仅科学,而且哲学和各种学术著作也开始直接译介过来,使科学文化在社会上遂成气候。
    ……
    甲午以后到庚子(1900)年间,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再起高潮。……此时介绍西方思想的,除严复外,主要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李石曾等人。
    ……系统、直接译介西方思想并在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影响者,严复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他所传播的西方哲学属于西方实证主义思潮,核心部分乃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在维新运动前后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天演论》在内的严译八大西方名著是晚清时期影响最深远的西学译介,也是西方哲学,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系统、直接传播的肇始。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学的文章,宣传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此时发表的《西儒学案》一书,分别介绍了培根、霍布士、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泌及康德等许多西方大哲学家的思想,其意义有如给中国提供一部西方近代哲学简史。梁启超在接受和宣传新思想方面一向敏捷,但有时不免粗疏。他曾试图“用他不十分懂得的佛学去解释他更不甚懂得的康德”(贺麟语)。
    ……
    此时影响较大的还有在法国留学的李石曾等。为了纠正“有强权无公理”的强权说,1907年李石曾同张静江、吴稚辉在巴黎发行《新世纪》,……。在《新世纪》上发表的文章多将科学与迷信、强权相对立,视科学即公理,“科学以兴,公理乃著,以新世纪革命之本原”。“凡不合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科学于是成为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归宿和原则。把科学泛化,“以科学为宗教”,通过科学找到自我、人类和宇宙的统一性,这是新时代的一种赋予生活以普遍意义的方式。这种思想流到国内,把科学问题引向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宇宙问题和信仰问题,科学思想的传播因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走向近代体制化的肇始
     维新运动以后,更准确地说,辛亥革命以后,自觉地开始了中国科学文化近代体制化的进程。不再仅仅是零散地学习西方科技,而是全面地,从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社会支持系统、价值取向、思想意识诸方面,克服各种阻力面向世界,建立近代体制化的科学文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虽然还是贫弱,但确已重起炉灶,实现了中国文明向近代科学文化的转折。
    ……且让我们比较具体地分析一下近代西方科学引进的复杂性。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自不必说,它以中途沉落为结局.就说鸦片战争之后,徐寿、李善兰等人的科学翻译,他们的工作当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正是他们把西方近代数理科学的基础译介过来,在西文和中文之间初步建立了一种可能为中国人理解的对应。但是,第一,最初的翻译并不是很容易与国际流行的形式沟通的;第二,读者面很窄,还根本谈不上普及.
    ……
    李善兰的数学翻译固然难能可贵,但中国的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数学,是很难从他的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社会,包括京师大学堂并无研究风气,学生中无人继承李善兰的事业,李善兰本人的科学水平也无法再提高一步。这且不说,单是李善兰所用的数学符号就很难与国际上沟通。试从他的译著中取两例便可有深刻印象。对应于西方数学的下列两式:xdx+ydy=mydx为:天彳天┴地彳地=卯地彳天(肃慎书室主人按:另一算式繁复,略。)在这里,李善兰用“微”字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用“甲乙丙丁……”10个天干,“子丑寅卯……”12个地支,再加上“天地人元”4个字代替26个拉丁字母。加减号改为┴┬。分式中分子在下,分母在上。这套符号,确令人读来宛若天书。当然、符号的创设和使用,本属约定,只要大家认可便能通行。但在中国数学处于落后状态,西方数学的传入乃当务之急,数学符号又在走向国际统一的情况下,用一套人为的、与国际科学难以沟通的符号来做学问,只能吃力不讨好了。令人吃惊的是,此种符号一直延续到19O6年,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里仍在使用。
    既然中国现代科学不能从当时中国杰出数理科学家如李善兰等人的工作中成长起来,那末,只能重起炉灶,尽可能不走样地把西方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内容、方法、体系和教育体制、研究体制移植过来。事实的进程正是如此。以数理为基础的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应当说是从派遣留学生开始的,……在本世纪上半叶,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万人.正是这批具有中国文化背景,但又真正掌握了近代科学文化的先驱者,在民国初期创建了一个20世纪近代国家所必需的学术体制,包括学院、实验室、图书馆、大学及研究院.
    ……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时期,国内的科学教育开始起步。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1917年开设数学门和物理学门,成为中国最早的数学系和物理系。最初的教育体制尽管是仿效日本,但通过对日本的仿效,在数理科学方面已经实现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内容(虽然科学研究还十分薄弱)。与此同时,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涌现了许多组织,其中康奈尔的“中国科学社”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中国科学社旨在“促进科学、鼓励工业、主持术语的翻译和传播知识”,并且热切期望科学逐步重建中国社会及文化。科学社起初在美国共有55人,随着一批核心人物回国,该社1918年迁往上海.他们出版杂志《科学》,创办研究机构,从事科学教育,成为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先驱和中坚.到30年代,成员已愈千名。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大大提高了科学意识。加之大批留学欧美、专攻科学的中国博士在此后陆续归国,成为第一批系统接受过西方正视科学教育、熟悉西方近代科学体制、遵循近代科学规范的中国学者。这就迎来了中国科学真正近代体制化的关键时用——本世纪20年代。这期间,国内接踵兴办近代化大学,建立各种近代科学研究所以至成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种科学共同体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与国际体制接轨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移植过程,是一个在中国体制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其中不仅浸润着许多先行者的心血,而且形成了一个接力赛跑的序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引进、吸收、创造,终于把中国科学提高到可以向世界水平看齐、与国际体制接轨的程度。
    ……
    在20、30年代逐渐形成的中国一流大学中,所采用的无例外是基本上能与国际科学教育接轨的内容和体制,正是在这些大学里,培养出了第一代中国自己的具有近代科学之世界水平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部分再负笈国外时,已经能跟上当时名家的工作。到他们学成回国,再在国内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的30、40年代,终于把一些中国的大学提高到研究生水准,自己培养出一批能进入世界科学前沿的中国学者,如杨振宁、李政道等日后的大科学家。至此,中国的科学及其教育在总体上尽管还很落后,但就其已经确立的体制以及走在前列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来看,完全跨进了近代体制化的门坎。说中国的科学这时已与西方的科学连成一体,是一点也不勉强的了。
    ……清华大学形成了一个完全可以与国际科学沟通的近代学术环境,使大批英才学生脱颖而出。他们中之皎皎者有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钱三强(1936年毕业于清华)、彭恒武(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胡宁(1938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等。应用数学家林家翘也是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经过20、30年代的不懈努力,尽管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国际上民族矛盾深重,尽管对付当局的政治控制和政策支持这把双刃剑颇费踌躇,无论如何,在中国,科学文化近代体制化已然初具规模,走上了与国际体制接轨的道路。
    ……
    简言之,本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快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实现科学文化近代体制化的年代。诚如杨振宁所说:“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896至1898年,派大学生留日;以后又留欧美,到1907年时,在日本已有一万中国留学生!到欧美的留学生虽少,但增长快。这可以算第一代留学生,因为起点低。只修硕士不修博士,学成就回国,当老师。他们教出的学生再出国,第二代留学生,博士就多了。我查到第一批实验物理博士有四位,理论物理博士有三位,其中周培源、吴大猷是我的老师。我是第三代留学生。我40年代初在昆明求学时,所学的知识已与世界最先进科学不相上下。仅仅两三代人,中国就进到了世界科技最前沿。”[15]

    摘引自:必读网
        
    来源:萌玄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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